自古以來，印章就被達官顯貴和普通百姓珍視，它是權力和身份的象征、權威和信用的體現，是文人雅士把玩的心愛之物。

　　2017年4月，聊城古城區一建筑工地在挖基槽取土時發現一方印章，文物部門工作人員聞訊立即趕至現場。經勘查發現，印章出土位置距地表約4米，沒有其他文物伴隨出土。該印章現由東昌府區博物館收藏，為國家一級文物。

　　東昌府區博物館副館長李葉介紹“管軍總管府印”

　　3月29日，記者在東昌府區博物館見到了這方刻有“管軍總管府印”的銅質印章，并在該館副館長李葉的介紹下，了解了銅印背后的故事，以及600多年前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一方刻有“管軍總管府印”的官印

　　“由于埋在地下年代久遠，幾年前出土時這方印有一定程度的銹蝕。不過經過簡單清理，印面及印背的文字仍可辨識。”李葉介紹。

　　印章為銅質，呈方形，邊長8.3厘米，印臺高1.8厘米，通高8.8厘米，重1540克。印背微鼓，中心置長方形豎鈕，鈕頂刻有一“上”字。印面陽刻九疊篆“管軍總管府印”六字；印背左刻“中書禮部造”“龍鳳四年三月□日”， 右刻“管軍總管府印”；左側印墻刻“靖字柒拾叁號”。印背文字均為陰刻楷書。

　　“管軍總管府印”印面文字

　　管軍總管府是什么樣的職位？“龍鳳”又是哪個朝代的年號？

　　“從印面文字‘管軍總管府印’和印背落款‘龍鳳四年三月□日’斷定，該印應為元末農民起義軍建立的韓宋政權頒發的官印。”李葉說。

　　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這個在中國歷史上存續不足百年的王朝已風雨飄搖。當年，潁州（今安徽阜陽界首市）人劉福通與韓山童等在潁州發動反元起義，號稱“紅巾軍”。1355年，韓山童戰死后，劉福通擁立韓山童之子韓林兒為帝，稱小明王，國號“大宋”，定都亳州，建元“龍鳳”，史稱“龍鳳”政權。“龍鳳”即為元末農民起義軍韓宋政權使用的年號，從1355年至1366年，這個政權共存續了12年。“從‘龍鳳四年三月□日’‘中書禮部造’等信息可知，該印章是韓宋政權在龍鳳四年（1358年）由中書省禮部鑄造頒發的。”李葉說。

　　韓宋政權在機構設置上效仿元朝，中央機構設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中書省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樞密院下設元帥、總管、萬戶、千戶、百戶等不同等級的軍職并頒發印章，各等級尤其是元帥、總管、萬戶自上而下的區別十分明顯。張廷玉等所著《明史》記載：“郭子興初起，（湯）和帥壯士十余人歸之，以功授千戶。從太祖攻大洪山，克滁州，授管軍總管……從徐達取鎮江，進統軍元帥。”這反映了明朝開國功臣湯和從千戶到總管再到元帥的升遷過程。

　　由此可見，管軍總管是低于元帥、高于萬戶的一種軍隊官職。

　　一段波瀾壯闊的農民起義歷史

　　這方銅印為何在聊城被發現？其間又發生了哪些歷史故事？

　　“據考證，這應該和600多年前那場波瀾壯闊的農民起義有莫大的干系。”李葉說。

　　“管軍總管府印”側面

　　韓宋政權建立后，劉福通被任命為樞密院平章，后又改任丞相，掌握軍政大權。1357年，為了徹底推翻元朝的統治，紅巾軍兵分三路北伐。東路軍由山東北上，中路軍從山西出發，西路軍則從陜西進發，目標是合圍元大都并奪權。一時間，紅巾軍聲勢浩大，軍旗上更是書寫“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

　　北伐之初，紅巾軍隊伍浩浩蕩蕩，節節勝利，兵鋒直抵大都。元順帝在大都慌作一團，打算向北逃跑，形勢對紅巾軍非常有利。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東路軍為元軍所敗，退回山東。中路軍在山西占領了大同等地，并于1358年底攻克元上都，此后進入遼東，又渡鴨綠江進入高麗，后因盲目戰斗，失去作戰目標，損失慘重。西路軍在陜西作戰失利，退入四川。1359年以后，紅巾軍逐漸式微并最終失敗。

　　不過，紅巾軍掀起的反元浪潮為朱元璋此后一統天下建立大明王朝掃清了諸多障礙。

　　聊城古城建于宋熙寧三年（1070年），之后歷經元、明、清近千年時間，一直是聊城的政治經濟中心。“管軍總管府印”出土的地方正是當時古城區的中心位置，是聊城古城歷代以來官府府衙所在地。“這方銅印之所以會在聊城境內出土，估計是當年北伐的韓宋政權東路軍占領了聊城，并在此地設府統治。后來軍隊作戰失利導致官印遺失。”李葉分析道。

　　“‘管軍總管府印’是聊城市發現的首枚韓宋龍鳳政權官印，它見證了元末紅巾軍起義和起義軍在聊城境內的活動，是研究紅巾軍起義的重要實物資料。”李葉說。

　　文/圖 記者 馬永偉 通訊員 胡鑫